无论是张朝阳,李彦宏,李开复,罗川,沈南鹏,周鸿伟,田溯宁还是其他从CEO转到股东首席放权出去的比尔,都会遇到一个选择“劳”与“逸”的问题。在美国找职业经理人的条件要比在中国便利许多,但不等于说容易。在国内找就更加不容易,这不仅仅是因为是人才的问题,而是法制与文化的差异性。
江东集团早期孙策这个少年英雄是如何对待下属来文的呢?一日有章,问张昭,二日有乘,问张昭,三日有急,再问张昭。于是手下人就嘀咕,什么事情都问张昭,那么还要您干什么?这件事情传入到张昭的耳朵里,作为江东集团早期的文谋臣,他还是尽心尽力的,但是作为一个臣子与谋士,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领导对他的怀疑与不信任。于是张昭去问孙策,如何应答!孙策抚其背而曰:“我得子布,如齐桓公得管仲也。”意思就是说,当年齐桓公得管仲,大小事务都是管仲打理,并奉为仲父,非常尊敬,不必担忧矣。孙策的大度让张昭放了心,更加勤作。所谓国君有逸有劳,国君的苦在于寻找能臣,有了能臣,自然轻松。当代社会的其他集团,互联网业的CEO也是有两种选择的,那就是自己“劳”或自己“逸”。
然而这样的一级谋士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职业经理人是寻之又难,不仅要忠,而且要智,不仅又忠又智,还需要有情有义且具有专业知识堪为甚难!放眼望去,如今的诸多集团总裁,因找不到合适的人选,不得不身体力行。而被换上的左膀右臂很多是学MBA出身,还有些是IT技术出身,或是新闻出身(但缺乏IT的职业经验),或是一群海龟,对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互性不够精通,然俗语说,三人行必有我师,于是可以把一个职业经理人,换成三(多)个经理人的公祀团队。从而自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抽出身心。
那么CEO应该管理那些事情呢?管例外。放权给你信任的谋士后,对于还没有规定为章程的例外你需要去管理,把例外再制定成规定,而后继续管理例外事件,这样CEO就可以做到“逸”。而相反,小事大事都去管,那么这样的CEO就一定很“劳”。
如何选拔人才是CEO的一个难题,作为领导者,要熟知手下每个人的“长”与“短”,选拔中层干部,在IT这个行业,最不能放过的是研发技术出身的管理层,因为他们不仅具有技术本领,而且具有领导思维;假如仅仅是研发产品的,那么就让这类人一直研发产品;假如某些人不仅有对产品的认知与理解甚至设计,那么这类领导者可以担当中层以上高级主管,因为他们了解产品,所以在开会的时候不会说空话,不会纸上谈兵。对于没有技术研究也没有领导与管理才能的,可以合理配置到属于他们的岗位,同样可以发挥效用。
勿把年龄当凭据,当今社会,年轻有为的人不在少数,当然也不是指光有理想不够阅历与经验的愣头青,一个人走过的路有多长,见过的世面有多深,往往都是人才选拔的首要条件。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眼睛,一个是向外看的视觉,一个是向内看的反省能力。我们选拔人才的时候,就需要去寻找那些具有向内看自我,认知自我与他人能力的人。赤壁之战的时候,诸葛亮才27岁,周瑜34岁,孙权27,鲁肃37,曹操57,刘备47.平均年龄34岁,正是周瑜的年龄。可见自古少年出英雄的故事。诸葛亮出山得《隆中对》的时候才二十五岁左右。当然,古人是少年老成,所以今人在选拔人才的时候,技术程序员可以从24-40之间挑选,管理者可以从30-53之间选择。
前几天我谈了一下智商与情商的问题,今天我还是引用文中的一些话,作为选拔管理者,需要找那些情商比较高的人,选拔核心程序员,需要选拔智商比较高的人,当然在一定程度上,智商特别高与特别低,情商特别高与特别低的人不是很多,故而基本人的能力都差不多,但是要注意识别出那些具有潜力开发的人才用之,悟性比较高的人才用之。
